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黃永玉回憶沈從文:不僅是表叔 也是一生的領路人

  在一個容易標簽化的年代,時間的年輪給黃永玉老先生貼上了畫壇“老頑童”的標簽,而在經歷過上世紀80年代文學熱潮洗禮的我看來,如果一定要給黃永玉貼標簽的話,最貼切的莫過于“沈從文的表侄”了。

  沈從文的母親是黃永玉祖父的妹妹,近一個世紀時間里,兩家關系非常密切。其中,一個特別重要的原因是,沈從文親歷黃永玉的父母相識、相愛的全過程,并在其中扮演著一個特殊角色。黃永玉曾說過:“在我的一生中,表叔沈從文一直占據著頗為重要的位置。三十多年時間里,我們生活在同一城市,有了更多的往來、傾談、影響。”

  在新近再版的隨筆集《太陽下的風景》中,黃永玉講述了自己12歲離家,輾轉各地學木刻、研習繪畫,通過飽覽“社會這本讀不完的大書”,去體察世態人情、感知人性人心、領略人生風景的故事。書中還詳細介紹了其與沈從文、聶紺弩、華君武等人的往來交集。

  隨筆集最后一篇文章《太陽下的風景——沈從文與我》,記述了黃永玉與沈從文的諸多交往細節。沈從文不僅是他的表叔,也是其一生的領路人,鼓勵他完成了離開鳳凰小城、回國、擺脫“文革”困境等人生重大改變。

  “表叔(沈從文)和我都是在十二三歲時,背著小小包袱,順著小河,穿過洞庭,去‘翻閱另一本大書’的。”黃永玉如此描述自己與沈從文亦師亦友的關系。

  《太陽下的風景——沈從文與我》完成于1979年12月,首次刊發于1980年第5期的《花城》雜志。同期《花城》還有兩篇關于沈從文的文章,一篇是朱光潛的《從沈從文先生的人格看他的文藝風格》,另一篇是黃苗子的《生命之火長明》。三篇文章構成了當期的沈從文專輯。

  此時,正是作家沈從文重歸大眾視野之際。

  夏志清的《中國現代小說史》是一部有相當影響、也是有相當爭議的中國現代小說研究的學術著作,完成于1961年,發掘并論證了張愛玲、張天翼、錢鐘書、沈從文等重要作家的文學史地位,將沈從文稱作“中國現代文學中最偉大的印象主義者”。

  1979年,該書的中譯本在臺灣和香港出版,對大陸現代文學研究界產生了影響。

  1980年召開的第一屆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年會上,會長王瑤在發言中指出:“對于一個寫過三十多部小說集而且在文體風格上有自己特色的作家,長期沒有得到我們應有的重視,確實是我們研究工作中的缺點,至少是一個薄弱環節。”于是,1980年代展開了一場對作為“文物”的沈從文的“出土”工作,形成了“沈從文熱”。

  1988年,沈從文去世,黃永玉寫就長文《這些憂郁的碎屑——回憶沈從文表叔》。失去至親至友的這種痛感,在黃永玉的筆下如此真實而尖銳。后來,黃永玉回到故鄉,在沈從文的陵園刻了一塊石碑,上頭寫著:“一個士兵,要不戰死沙場,便是回到故鄉。”

  生活把這兩代人拴在一根文化的細繩上,兩人都在漂泊中成長,在漂泊中執著地敲開了文學和藝術殿堂大門。

  沈從文赴京,受到郁達夫、徐志摩、胡適等人的關心和幫助,最終在京派文人中占據了一席之地;黃永玉更為漂泊,輾轉江西、上海、香港、臺灣,摸爬滾打,終于走上了木刻創作之路。

  1947年初,黃永玉將四十余幅木刻作品寄至北平,希望得到沈從文的指點。叔侄二人在一年前開始通信。此前,除了在黃永玉小時候沈從文返鄉時打過一個照面之外,兩人從未謀面。

  收到黃永玉的作品,沈從文十分欣賞,向朋友和學生推薦黃永玉,希望他們予以幫助和支持,還寫下《一個傳奇的本事》一文,發表在香港《海洋文藝》上。文章不僅提及黃永玉的創作,還談及了黃永玉的家世。

  兩個從湘西走出來的知識分子從此建立了精神上的深刻聯系。“文革”中下放干校時,沈從文產生了久違的文學創作沖動——借寫黃永玉家族再度書寫湘西的歷史滄桑。沈從文為這部長篇小說寫出了第一章《來的是誰?》。

  可惜的是,這第一個章節只是“黃家前傳”,此后沒有了下文。倒是黃永玉在自己90歲高齡時,完成了涉及故鄉家族的自傳體小說《無愁河的浪蕩漢子》。

  寫不盡的故人,寫不盡的故鄉,便是沈從文和黃永玉生命密碼的起源,而寫作,也成為黃永玉喚回沈從文的一種方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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